革命与造谣
近来微博上总在讨论造谣与辟谣。我想“求真”是人类的本能之一,似乎谁都希望能接受准确无误的信息,所以总有人说“真实是新闻的生命”然而谣言就像蚊虫,从来与人类社会如影随形,谣言也有谣言的社会功能。

美国心理学者奥尔波特将谣言定义为“一种通常以口头形式在人群中传播,目前没有可靠证明标准的特殊陈述”注意,它只是“目前没有可靠证明标准”并不见得最终不可实现——谣言的另一个特质是“在人群中传播”能够传播,说明什么?传播之后,造成什么?另一位美国学者桑斯坦在谣言一书中指出:“谣言想要发生迅速的传播并产生破坏力,有一个前提,那就是听到谣言的人要生活在困境与不安中”“人们是否会相信一则谣言,取决于他们在听到谣言前既有的想法”

1910年(宣统二年),革命党人景梅九在西安教书。有一日党人聚会,半夜才散,他与一位叫杜仲伏的同志步行回家,在归途中遇到一个卖浆的,就停下来喝浆——“引车卖浆者流”是不是很有古意?

一边喝着,杜仲伏抬头仰望星空,发现东西方都有彗星闪耀,灵机一动,随口诌了两句:“彗星东西现,宣统二年半!”景梅九配合得非常默契,赶紧接口:“这句童谣传了好久,不知道什么意思?”

杜仲伏无非说出了革命党人内心的祈望,他们正筹划着各地的起义,当然希望一呼百应,清廷垮台。但这句押韵的话被景梅九说成“童谣”立刻就有了一种神秘的谶纬色彩。

没想到那卖浆的居然接话:“什么意思?就是说大清朝快完了!大明朝不过二百几十年,清朝也二百多年了,还不亡吗?”说这话的时候,旁边还站着一名巡警,听到这种大逆不道的话,不但不禁止,居然也“说了两句赞叹的话”

说完也就散了。谁知道过了两天,景杜二人就不断听到有人提起:“外边流传一种谣言,很利害!什么‘彗星东西现,宣统二年半’,看来大清要完!”这句话居然传开了,从陕西传到山西、直隶,又传到京师。后来景梅九到北京,听到的版本,已经变成了“不用掐,不用算,宣统不过二年半”这足以说明,这是一则与大清朝民众“既有心理”相吻合的谣言。

而这种无事实因素的谣言,在北方比在南方更盛行,跟所谓“开民智”的程度有关,也跟舆论的开放程度有关。

待得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,武昌一声枪响,在有电报的时代,事变消息次日便传到了北京,具体内容肯定不清楚,只知道革命党占了武昌,再加上“宣统二年半”的心理暗示作用,遂引发北京市面大慌乱,八旗官民,九门军警,相互惊扰惶惧,听说有时半夜听见叫卖声,都吓得弃枪而逃,高喊“革命军进城了”!亲贵大吏,率先逃往津沪租界,银行爆发挤兑风潮,有人说亲眼看到邮传部准备了二十挂火车,皇上与皇太后马上就逃往密云,或者热河,再不就是奉天。全然没有外患的首都重地,居然自我扰攘,一片乱象。

这里面当然也有革命党的推手。景梅九当时正在北京办国风日报,上街到大栅栏,正好碰见许多人仰首在看天空,他也跟着抬头,似乎天上确实有一颗星,听得旁边人纷纷议论说“是不是太白星?”景梅九想起彗星谣言,就叫了一声:“太白昼见,天下大乱!”哄的一声,这句话一天之内,传遍北京九城,有学问的官吏文士也纷纷以自己“夜观天象”的结果,来印证这句谣言,于是乱象纷起,风声鹤唳,一发不可收拾。

谣言本来就是革命的手段之一。这种时候革命党的报纸才不会管什么新闻真实不真实武昌刚一事变,革命党报纸如国风日报马上声称得到武汉电报:“黄克强亲到湖北,运动革命,起义爆发后一点钟,已占据武昌城,清帅瑞澂败走!”不管国风日报是否真的得到了电报,消息本身也是张大其辞。与其同时,从广东到甘肃,传的消息却是“北京陷落,宣统驾崩”

而清政府的对付手段,可称相当拙劣,一是宣布戒严,二是干涉报馆,不准刊登任何有关武昌事变的消息。于是国风日报将报纸头版全部空白,只写了一行二号字:“本报从各方面得到消息甚多,因警察干涉,一律削去,阅者恕之!”这下传言更甚,纷纷说:一定是革命军大获全胜!各省都响应革命了!不然何须禁止报纸登载消息呢?如此一来政府更乱了手脚,只得朝令夕改,又允许各报登载武昌消息,但一来一往,政府威信已至堕地,谣言有了更大的空间。

谣言并不仅仅为革命党人服务。11月27日,冯国璋的清军攻占汉阳。消息传到北方,又一次引发流言遍地,有说黎元洪已经躲进大别山自杀的,也有说黄兴带着黎元洪坐上兵舰顺长江逃往上海的,一时之间,连北方的革命党人都莫衷一是。反过来,南方仍在传说着“宣统死了”、“袁世凯死了”、“禁卫军与新军交战,在京旗人大部分被杀,国库被焚抢一空”

就这样,在纷攘不休的谣言战之中,一个旧王朝砉然倒塌,说到底,还是“既有的想法”占了上风。时光倒推到1911年5月12日,局势似乎还很平和,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写信给总税务司安格联说:“有人预言秋天要发生骚乱,大家也都相信这种预言。”

关键,还在于“大家也都相信” 近来微博上总在讨论造谣与辟谣。我想“求真”是人类的本能之一,似乎谁都希望能接受准确无误的信息,所以总有人说“真实是新闻的生命”然而谣言就像蚊虫,从来与人类社会如影随形,谣言也有谣言的社会功能。

美国心理学者奥尔波特将谣言定义为“一种通常以口头形式在人群中传播,目前没有可靠证明标准的特殊陈述”注意,它只是“目前没有可靠证明标准”并不见得最终不可实现——谣言的另一个特质是“在人群中传播”能够传播,说明什么?传播之后,造成什么?另一位美国学者桑斯坦在谣言一书中指出:“谣言想要发生迅速的传播并产生破坏力,有一个前提,那就是听到谣言的人要生活在困境与不安中”“人们是否会相信一则谣言,取决于他们在听到谣言前既有的想法”

1910年(宣统二年),革命党人景梅九在西安教书。有一日党人聚会,半夜才散,他与一位叫杜仲伏的同志步行回家,在归途中遇到一个卖浆的,就停下来喝浆——“引车卖浆者流”是不是很有古意?

一边喝着,杜仲伏抬头仰望星空,发现东西方都有彗星闪耀,灵机一动,随口诌了两句:“彗星东西现,宣统二年半!”景梅九配合得非常默契,赶紧接口:“这句童谣传了好久,不知道什么意思?”

杜仲伏无非说出了革命党人内心的祈望,他们正筹划着各地的起义,当然希望一呼百应,清廷垮台。但这句押韵的话被景梅九说成“童谣”立刻就有了一种神秘的谶纬色彩。

没想到那卖浆的居然接话:“什么意思?就是说大清朝快完了!大明朝不过二百几十年,清朝也二百多年了,还不亡吗?”说这话的时候,旁边还站着一名巡警,听到这种大逆不道的话,不但不禁止,居然也“说了两句赞叹的话”

说完也就散了。谁知道过了两天,景杜二人就不断听到有人提起:“外边流传一种谣言,很利害!什么‘彗星东西现,宣统二年半’,看来大清要完!”这句话居然传开了,从陕西传到山西、直隶,又传到京师。后来景梅九到北京,听到的版本,已经变成了“不用掐,不用算,宣统不过二年半”这足以说明,这是一则与大清朝民众“既有心理”相吻合的谣言。

而这种无事实因素的谣言,在北方比在南方更盛行,跟所谓“开民智”的程度有关,也跟舆论的开放程度有关。

待得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,武昌一声枪响,在有电报的时代,事变消息次日便传到了北京,具体内容肯定不清楚,只知道革命党占了武昌,再加上“宣统二年半”的心理暗示作用,遂引发北京市面大慌乱,八旗官民,九门军警,相互惊扰惶惧,听说有时半夜听见叫卖声,都吓得弃枪而逃,高喊“革命军进城了”!亲贵大吏,率先逃往津沪租界,银行爆发挤兑风潮,有人说亲眼看到邮传部准备了二十挂火车,皇上与皇太后马上就逃往密云,或者热河,再不就是奉天。全然没有外患的首都重地,居然自我扰攘,一片乱象。

这里面当然也有革命党的推手。景梅九当时正在北京办国风日报,上街到大栅栏,正好碰见许多人仰首在看天空,他也跟着抬头,似乎天上确实有一颗星,听得旁边人纷纷议论说“是不是太白星?”景梅九想起彗星谣言,就叫了一声:“太白昼见,天下大乱!”哄的一声,这句话一天之内,传遍北京九城,有学问的官吏文士也纷纷以自己“夜观天象”的结果,来印证这句谣言,于是乱象纷起,风声鹤唳,一发不可收拾。

谣言本来就是革命的手段之一。这种时候革命党的报纸才不会管什么新闻真实不真实武昌刚一事变,革命党报纸如国风日报马上声称得到武汉电报:“黄克强亲到湖北,运动革命,起义爆发后一点钟,已占据武昌城,清帅瑞澂败走!”不管国风日报是否真的得到了电报,消息本身也是张大其辞。与其同时,从广东到甘肃,传的消息却是“北京陷落,宣统驾崩”

而清政府的对付手段,可称相当拙劣,一是宣布戒严,二是干涉报馆,不准刊登任何有关武昌事变的消息。于是国风日报将报纸头版全部空白,只写了一行二号字:“本报从各方面得到消息甚多,因警察干涉,一律削去,阅者恕之!”这下传言更甚,纷纷说:一定是革命军大获全胜!各省都响应革命了!不然何须禁止报纸登载消息呢?如此一来政府更乱了手脚,只得朝令夕改,又允许各报登载武昌消息,但一来一往,政府威信已至堕地,谣言有了更大的空间。

谣言并不仅仅为革命党人服务。11月27日,冯国璋的清军攻占汉阳。消息传到北方,又一次引发流言遍地,有说黎元洪已经躲进大别山自杀的,也有说黄兴带着黎元洪坐上兵舰顺长江逃往上海的,一时之间,连北方的革命党人都莫衷一是。反过来,南方仍在传说着“宣统死了”、“袁世凯死了”、“禁卫军与新军交战,在京旗人大部分被杀,国库被焚抢一空”

就这样,在纷攘不休的谣言战之中,一个旧王朝砉然倒塌,说到底,还是“既有的想法”占了上风。时光倒推到1911年5月12日,局势似乎还很平和,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写信给总税务司安格联说:“有人预言秋天要发生骚乱,大家也都相信这种预言。”

关键,还在于“大家也都相信” 展开全部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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